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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的崛起影响传播权力格局，导致新闻机构面临挥之不去的可见性焦虑，开始日益倚重社交媒体编辑作为界面行动者参与注意力的争夺。但这一新兴角色如何开展劳动过程并不清晰，其专业价值也常被低估。本研究借用并引入“可见性劳动”概念，帮助人们理解社交媒体编辑以管理可见性为目标的劳动形态。通过对国内头部财经媒体C的考察，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编辑在平台、组织内部的多元诉求间持续周旋，最终确立了一种以维系机构品牌形象为核心的“组织导向”的可见性管理逻辑。在此过程中，他们通过实践习得并运用一整套包含平台、用户和专业维度的情境化知识。而正是因为社交媒体编辑的可见性劳动是一种“代理性呈现”，组织人、专业人的多重身份，以及集体性和匿名性的劳动特征带来了独特的价值确认困境。因此，在数据指标之外，他们必须通过对读者反馈、公共价值实现和同行认可等非量化事件的意义再造，来确认自身劳动的价值，从而回应组织性可见性劳动的内在张力。

　　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平台化进程，旧有的传播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通过访问新闻网站获取新闻的用户越来越少，昔日整合公众注意力的新闻机构，在与社交媒体平台的竞争中渐落下风，并就此发展出了一系列有趣的抗衡与接纳实践。譬如，将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报道的对象，刊发其运作规范的相关报道，试图监督社交媒体平台的公共责任履行情况（Carlson，2018）；将社交媒体平台纳入新闻生产的全流程，包括搜集新闻线索（Tandoc & Vos，2016）、写作报道（Lischka，2021）、分发新闻（Sacco & Bossio，2017）等。在此背景下，直接面向平台展开工作的社交媒体编辑（Gleason，2010）应运而生。不少学者也认同社交媒体编辑责任重大，指出修改新闻内容、调整新闻更新的频率、与用户互动等共同构成了他们的日常工作（Lamot et al.，2022；Lawrence et al.，2018；Verstappen & Opgenhaffen，2024）。时至今日，社交媒体编辑的岗位设立不过十余年，却已广为人知，“小编”的代称也成为网络通用的表述。不过，相较于记者所拥有的关于身份或劳动形态的清晰界定，社交媒体编辑尚处在一个略显尴尬的位置。一方面，“小编切错账号扣工资”、“小编标题党”等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其劳动被认为是对市场和受众的过分顺从（曹林，2020）。另一方面，他们的劳动又时常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如“北京日报小编”因耐心回复评论而被夸上热搜，其背后“研判舆情、巧用信息”的劳动智慧也得以彰显。

　　“标题党”或是“神回复”，无论褒贬都在揭示社交媒体编辑劳动的内在逻辑。他们看似多样的表层目标，诸如适应平台、提升阅读量、增强粉丝黏性等，在更深层次上都指向了对“可见性”的争夺与管理。只不过，社交媒体编辑如何理解“可见性”并展开以“管理可见性”为目标的劳动尚不清晰。具体而言，他们所管理的“可见性”，其归属是复杂且多层次的。当我们称赞社媒平台上的一篇新闻报道“数据好”时，这份可见性的红利可能同时指向了报道本身、媒体品牌、写稿记者乃至社交媒体编辑自己等多个主体。在理想状态下，这些主体的可见性或许能够相互促进，但在具体实践中，它们之间不仅存在可见性程度的差异，更潜藏着资源分配的争夺。例如，当一篇推文成为“爆款”时，其带来的可见性红利是应该优先用于巩固机构的品牌形象，还是用于突出明星记者的个人魅力？当平台算法更青睐人格化的小编时，是否会削弱机构的权威性？社交媒体编辑在这种多重甚至相互冲突的可见性目标之间进行持续的权衡与协商。他们如何处理这种结构性的张力正是本研究的核心切入点。

　　因此，本研究将原本用于描述博主和粉丝的“可见性劳动”（visibility labor）（Abidin，2016）概念引入对社交媒体编辑的研究，尝试概括他们以管理可见性为目标的劳动形态，并综合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探讨社交媒体编辑可见性劳动的具体展开过程，进一步把握社交媒体编辑在“新闻编辑室-平台-用户”复杂关系间的位置。我们认为，与个体博主为自我扬名或粉丝为偶像争取曝光度不同，身处组织之中的社交媒体编辑，其管理可见性的劳动（即可见性劳动）天然具有一种“代理”性质，同时其代理的目标又常常是含混不清的，他们的劳动因此显得尤为复杂而重要。本研究的价值有三重：其一，通过将社交媒体编辑的劳动形态清晰界定为“可见性劳动”，能够超越“标题党”或“神回复”之类表层争议，系统性地增进学界对这一新兴群体劳动价值与专业困境的理解。其二，社交媒体编辑作为受雇于组织的“他人导向”的可见性劳动者，与“自我导向”的个体博主（Abidin，2016）或行为自发的粉丝群体（Zhang et al.，2023）形成了鲜明对照，对社交媒体编辑的研究能够将可见性劳动的分析从个体和趣缘社群，拓展到更为复杂的组织化场域之中。其三，在平台媒体化趋势日益深化、各类组织纷纷增设平台运营岗位的今天，社交媒体编辑的故事为我们想象平台向各领域延伸的触角将抵达何处，提供一个来自新闻业前沿的生动样本。

　　在媒体组织中，社交媒体编辑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职能岗位，不同于处理纸质出版物或广播电视上内容传播的传统编辑，他们主要面向社交媒体平台展开工作，如筛选、编辑、发布新闻，选择性展示用户评论并与之互动（Lawrence et al.，2018；Verstappen & Opgenhaffen，2024）等，以期推广新闻内容、增加订阅量和广告收入、提升品牌认知度（Kalogeropoulos et al.，2019；Lischka，2021；Opgenhaffen & Hendrickx，2024）。

　　已有大量研究致力于挖掘社交媒体编辑劳动的具体操作。学者们发现，社交媒体编辑的工作具有高度的情境适应性。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社交媒体编辑会单独制作社交媒体贴文以抢占热点（Verstappen & Opgenhaffen，2024）；在日常转载中，他们也会因应平台特性，有针对性地修改标题、调整图像乃至媒体格式（Lamot et al.，2022；Verstappen & Opgenhaffen，2024）。这些策略源于对不同平台话语风格的洞察，例如Facebook上更受欢迎的是非正式和情绪化的新闻，而Instagram则更强调对话感（Lamot et al.，2022；Hase et al.，2023）。然而，这种适应并非无条件的顺从。在处理重大或有争议的新闻时，出于对“新闻品牌形象”的考量，社交媒体编辑又会谨慎使用表情符号、克制情感，并倾向于转载原报道（Hågvar，2019）。由此可见，社交媒体编辑不仅瞄准各分发渠道的特点，发展出“流量想象”和自我审查，还作为编辑部内最接近受众群体的人，通过收集用户意见、与之互动，向组织内部提供决策参考，有时还可以影响记者新闻稿件的生产（Neilson & Gibson，2022；Sacco & Bossio，2017；张寅，2020）。

　　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社交媒体编辑“浸入”新闻业的核心动因：平台的出现进一步冲击了传统新闻业单向式的传播局面，也推动传播权力结构的改变，新闻业不再具有指引他人注意力的特权，社交媒体编辑正在服务于新闻组织继续争夺“可见性”的需要。但是既有围绕社交媒体编辑展开的探索可能尚有两点缺憾，使得我们对这一群体的理解仍不完整。首先，这些研究多聚焦于社交媒体编辑具体而微的劳动操作，但这往往会因新闻分发的平台或从业者所属的媒体机构不同而殊异，在异时空下对结果的反复测量、描摹“做什么”难以触及其劳动形态的本质。相较而言，探究这些多变操作背后更为稳定的劳动目标如何确立、劳动知识如何习得，即“为什么这么做”以及“如何学着做”，或许能提供更具价值的知识增量。其次，现有研究虽然触及了社交媒体编辑的身份争议，但未能提供一个有足够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来系统性地概括其劳动形态和专业价值。新闻记者等主体的劳动者身份及其在组织内部的角色定位、劳动评价体系已经得到较为清晰的阐释，但社交媒体编辑仍徘徊于一个模糊地带：他们肩负着营销与做新闻的双重责任（Neilson & Gibson，2022；Opgenhaffen & Hendrickx，2024），时而被认为是专家（Lischka，2021），时而被视作是“缺乏守门专业性”的小编（林照线），其劳动价值常被简化成“搬运新闻”。这种身份与价值的模糊，不一定源于个人能力欠缺，而恰恰可能是组织劳动分工层面结构性张力的体现。

　　因此，本研究尝试引入“可见性劳动”这一理论视角。我们认为，这个概念能够超越“营销或新闻”的二元对立，将社交媒体编辑所有看似零散的劳动，如追热点、做数据、强互动，都统一在“管理可见性”这一核心目标之下，帮助我们在“新闻编辑室-平台-用户”的复杂关系中校准社交媒体编辑的位置，理解他们的劳动过程并关注他们作为劳动者的主观认知和知识习得情况。

　　“可见性”（visibility）是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传统大众媒体时代，可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流新闻机构掌控和授予的。这些机构作为集体注意力的授权管理者，通过其守门人角色，决定了哪些事件、人物或议题能够进入公众视野。正如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1980/2007）在其对美国主流媒体如何呈现新的经典研究中所揭示的，媒体通过其报道框架有效地塑造了这些运动的公共形象和“社会能见度”。彼时，媒体自身的可见性几乎是其与生俱来的权力，鲜少受到质疑。然而，新媒体的出现彻底改写了大众媒介对注意力的支配性地位，推动了传播结构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的转变（Dayan，2013）。随着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的崛起，更是实现了可见性的再中心化制造（Nieborg & Poell，2018），新闻机构必须与其他行动者在同一平台场域中，围绕注意力展开新的博弈。矛盾的是，以往学界勾连新闻业与可见性的尝试，大多沿袭了大众媒介时代的理论关切，即主要探讨新闻报道如何作为一种权力“赋予他人可见性”。这类研究或关注新闻业的议程设置功能如何构建特定议题的社会能见度（Liu & Zhang，2024），或分析不同媒体系统如何使某些群体“可见”而另一些“不可见”（Severino & Salas，2024）。因此，既有研究未能充分回应一个现实转变：当新闻机构从可见性的“授予者”转变为“争取者”时，它们自身如何主动“获取和管理可见性”？

　　若我们将视野拓展至媒体之外的多元行动主体时，会发现学界已对他们如何主动争夺和维系可见性给予了更为细致的关注，聚焦他们在实现“可见性”过程中的具体努力。其中，克里斯托·阿比丁（Crystal Abidin）（2016）提出的“可见性劳动”概念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切入口，她用这个概念描述主体为在特定受众中变得瞩目而完成的灵活展示自我的各种任务。阿比丁认为，不仅社交媒体博主为塑造人设和广告宣传进行的内容创作是可见性劳动，追随者（或称粉丝）为吸引博主注意，通过点赞、评论、转发、运用标签等一系列行为积极参与博主所发起的活动，也属于可见性劳动的范畴。阿比丁讲述的更多是主体为塑造个人品牌而进行的可见性劳动，从目标上看属于“自我导向”；此后有学者发现，粉丝群体还会为了提升偶像的曝光度而进行点赞、转发等有组织的集体行动（Zhang et al.，2023），这种可见性劳动从目标上看则属于“他人导向”。粉丝为“他者”争取可见性的劳动模式，为我们理解身处组织内的社交媒体编辑的劳动提供了重要参照。

　　当然，在可见性劳动相关的其他研究中，不少其他群体也得到关注，“可见”的特定受众也从潜在雇主、粉丝、偶像扩展到普通观众、管理部门。将社交媒体编辑的工作理解为可见性劳动，能让我们系统性地借鉴已有关于平台劳动的丰富洞见。这些研究揭示了可见性劳动者普遍面临的挑战与策略。例如，他们需要将注意力量化为可评估的指标（如浏览量、活跃度）来衡量劳动成效（Bishop，2021；Tran，2024）；他们必须迎合平台算法与激励机制以获取推荐（Caplan & Boyd，2018）；同时，他们还要在平台的规则审查与监管压力下进行自我约束（Poell et al.，2021；Zhang et al.，2023）。为了应对算法的不透明性，劳动者们发展出模仿成功案例、集体分享知识、寻求算法专家的服务等策略，构建自身的“算法想象”（Bishop，2019；Bishop，2020；Caplan & Boyd，2018）。

　　以上种种经验观察为我们理解个体或趣缘社群在平台场域中如何争取注意力提供了重要参照。不过，媒体机构作为一种具有特殊社会功能与组织属性的行动者，其内部可见性劳动的实践过程与上述平台用户存在较大差异，并非现有分析框架所能全然涵盖。首先，媒体争取自身可见性的任务固然由组织内多方共同承担，但社交媒体编辑无疑是身处第一线的、最重要的执行者之一。作为受雇于组织的劳动者，其劳动目的并非为了“让自己可见”，而是要同时服务于报道、记者、机构品牌等多个主体（Kalogeropoulos et al.，2019；Opgenhaffen & Hendrickx，2024；张寅，2020），他们如何权衡多重且可能冲突的可见性目标、如何理解其他主体“按照意愿被看见”尚待进一步讨论。其次，在平台日益媒体化的趋势下，社交媒体编辑在平台上的相对位置有一定特殊性，他们既是遵循平台规则的用户，又是代表专业新闻机构的合作者，这种双重身份使其在与平台的互动中拥有独特的协商空间和策略。所以，我们进一步探讨社交媒体编辑的可见性劳动，并非要作“新瓶旧酒”式的表面文章，或将既有理论框架进行机械套用，而是希望获得可见性劳动主体与平台间关系的新认识。

　　综上，本文引入“可见性劳动”概念，跳出对媒体“赋予他人可见性”的讨论，从媒体需要争取自身可见性的现实出发，关注社交媒体编辑管理可见性的劳动。进而言之，本文希望能够突破对社交媒体编辑劳动操作的横截面式描摹，分析可见性相关知识的建构及可见性劳动的具体展开过程，尤其是社交媒体编辑对“新闻编辑室-平台-用户”关系的处理，并聚焦以下三个子问题展开分析：第一，社交媒体编辑如何在多元主体的诉求冲突中明确其服务对象，并由此感知自身劳动价值？第二，社交媒体编辑如何习得并策略性地运用劳动知识，以实现“可见性”的劳动目标？第三，面对相伴“可见”而生的资源契机与监管压力，社交媒体编辑怎样评估自己可见性劳动的实际效果？

　　为了回答以上研究问题，研究者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获取经验材料，将国内头部财经媒体C作为研究开展的“田野”。媒体C曾是一家融合报刊与电视业务的传统媒体机构，其内部长期维持着两大相对独立的采编体系。2015年，媒体C就推进了第一轮融合转型，将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力投入移动互联网主阵地，组建“运营中心”。由此，媒体C形成了“新闻中心”（及其他内容生产部门）负责生产内容、“运营中心”负责分发与运营的组织架构。这种结构性分工，使得身处运营中心的社交媒体编辑天然地成为了连接内部生产端与外部平台的关键枢纽。截至2024年8月，媒体C运营中心负责的新媒体账号，其月活在微信、微博、头条、抖音和快手五大社交媒体平台中都处于财经媒体领域的领先位置，矩阵粉丝已超过5000万，每天内容全网辐射用户可达10亿。

　　2024年9月至2025年4月，本文第一作者以新媒体运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媒体C，开展了为期8个月的田野调查。其间研究者轮转图文、视频和微博等多个工作组，深度参与社交媒体编辑的劳动实践，并在第一时间撰写田野笔记。在选择访谈对象时，研究者则采用目的性抽样和异质性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以确保访谈样本的典型性和多元性，受访者共22人，涵盖了不同性别、工作年限、职务层级，并包括了部分已离职或有转岗经历的人员。具体访谈工作通过面对面访问或线上电话展开，依照学术惯例，研究者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录音，并对其个人信息作匿名处理。访谈围绕社交媒体编辑的可见性劳动展开，访谈对象被要求结合个人观察与实际体验回答相关问题。最后，研究者采用主题分析方法（Braun & Clarke，2006）对相关经验材料进行编码与分析。

　　作为新闻机构争取可见性的“代理人”，社交媒体编辑的劳动天然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了谁的可见性？”这首先源于其“他人导向”的劳动性质。不同于以自我呈现为核心的博主或主播，作为组织成员的社交媒体编辑，他们的劳动无法简单地以“让我被看见”为目标，其劳动成果的可见性归属是分散且多层次的。更为重要的是，若跳出编辑部的内部视角，通常被认为在“新闻生产末端打配合”的社交媒体编辑，实际上有着更为广阔的工作场景，即介入新闻内容传播过程的不断壮大的平台。平台将内容创作者、终端用户、广告商、政府等聚集在一起，实际形成了“多边市场”（Multisided Markets）（Evans & Schmalensee，2016），在看与被看的过程中社会互动频繁发生，注意力会带来新的经济可能。

　　因此，社交媒体编辑既是组织的代理人，也是连接编辑室与平台的中间人，他们的“可见性”的劳动目标已经超越传播效果衡量维度的意义（Wilhelm et al.，2020），可见性作为一种珍贵甚至稀缺的资源需要有策略地持续争夺。社交媒体编辑可见性劳动的首要任务也就不再是简单的内容生产，而是在多元诉求冲突中持续进行协商、权衡与价值排序。他们如何处理这种结构性张力，并从中确立自身劳动的核心服务对象，正是理解其可见性劳动实践的起点。

　　作为新闻内容触达用户的关键基础设施（Plantin et al.，2018）与注意力分配的核心节点（Nieborg & Poell，2018），社交媒体平台持续形塑社交媒体编辑的可见性劳动。在这个过程中，平台不仅是中立的渠道，更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试图通过其强大的技术和资源，将新闻机构的可见性生产纳入其自身的生态闭环与商业目标之中。由此，社交媒体编辑的日常劳动便不仅是适应平台，更是一场围绕“可见性控制权”展开的持续博弈。

　　为了确保账号生产的内容能够获得充分的平台曝光，社交媒体编辑会通过调整新闻呈现形式、使用特定功能来迎合平台偏好，比如在小红书平台发图文、在微博平台拟定话题词等。可以说，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管理规则和阶段性活动，都牵引着社交媒体编辑的注意力和行动。不过，这种表面的顺从之下还潜藏着张力。当平台试图更深层次地介入内容生产时，社交媒体编辑表现出了强烈的警惕，甚至等待着一场“适时的割席”，因为这直接触及了“谁来定义和控制可见性”的核心问题。

　　首先，平台往往通过算法黑箱掌握可见性分配的最终解释权，削弱媒体对其劳动成果的掌控感。目前国内的大多数社交媒体平台都设置专员与社交媒体编辑对接，在双方的沟通中，既有社交媒体编辑主动发起的“平台规则咨询”、“限流稿件申诉”行为，也不乏平台方主动递出的橄榄枝，例如向媒体征集特定话题或形式的稿件，甚至征集新闻热点。为推动与媒体的合作，平台通常会承诺“一经采纳即予以推流支持”，如后台提高内容权重、发放“抖+”等流量货币等。但这种承诺在实践中却常常变得模糊不清。Q17就认为，自己所对接的微博属于相对成熟的平台，充足的媒体交往经验和封闭的平台算法机制足以让他们“忽悠”媒体：

　　微博的运营经常让我们把原创内容推给他们，虽然说会有推流，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上热搜”是微博推流的结果，还是稿子本身热度高的原因。你发稿子请求推流，他们一般会回复“好的”、“收到”，至于有没有真的帮忙那就不知道了。

　　同为微博组小编的R18补充指出，虽然各大平台会公开算法公式，但公式中可见的变量一般是“搜索热度”、“讨论热度”等，与社交媒体编辑能够清楚辨别的“阅读量”、“评论量”并非线性相关，因此他们无法验证公式是否真实可信。概而言之，平台推流的“不可见”和算法的“不可知”，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不透明，更是一种权力策略：它使得媒体无法确证自身劳动与可见性回报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从而在与平台的合作中丧失了议价能力，媒体的可见性成果也成了算法的恩赐，而非自身努力的结果。

　　其次，平台试图将媒体的核心可见性资源，也就是独家内容转化为自身的流量资产。比如，受访者E5就很抗拒平台推出的“提前报备选题以换取推流”的模式，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机构内容的“稀缺性可见价值”：一旦独家选题被提前泄露给平台，就可能被平台分发给更多创作者，从而将原本属于单一媒体的“独家可见性”转化为整个平台的“热点可见性”，由此新闻机构就会从可见性的创造者，降格为平台的原材料提供者。社交媒体编辑认为平台提出的各类合作邀约，本质上都是为了自己能够扮演“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做大自己的话题页，却把访谈的成本都转嫁给媒体”。对邀约的拒绝，正体现了社交媒体编辑与平台争夺可见性资源主导权的努力。

　　最后，当平台的可见性逻辑与机构的品牌定位发生冲突时，社交媒体编辑会主动进行策略性取舍，优先维护“品牌可见性”，而非单纯追求“数据可见性”。这种冲突在对时效性的不同理解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新闻业固然追求速度，但其专业流程内嵌了事实核查与信源平衡的机制；平台算法所奖励的“快”则是一种极致的即时性，它甚至鼓励新闻机构为此牺牲基本准则，如指导媒体“不需要做信源平衡”。此外，平台对特定内容，如娱乐新闻、私人生活分享的偏好，也迫使社交媒体编辑在迎合平台与坚守机构定位之间不断挣扎。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媒体和平台都有自己的粉丝画像”，而过于迎合平台可能导致媒体彻底隐身，“就像你去问一个路人在哪里读新闻，他可能说在微信上看新闻，但很少会说我在微信上看媒体C的新闻”。由此，媒体C的社交媒体编辑在选题会上多次调整平台内容发布的策略：

　　《“××女王”ABC：建议女性勇于……你会惊叹自己的潜力》在小红书平台的数据较好。选题会上，不少小编认为这种女性话题虽然符合平台偏好，但太“软”，不符合财经专业媒体的“调性”，建议降低发布频率。（田野笔记20250312C）

　　这恰恰揭示了两种可见性逻辑的碰撞。按照平台的流量逻辑，社交媒体编辑本应加大对这类高互动话题的投入，以换取更高的“数据可见性”，但他们最终选择了降低发布频率，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无条件地迎合平台偏好可能会稀释机构长期以来建立的“专业财经媒体”这一核心“组织可见性”。因此，“适时割席”既是社交媒体编辑对去平台化的期待，也是对“组织可见”劳动目标的进一步确认。

　　新闻编辑室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明显的结构分化：横向而言，设置了采编、经营、技术等不同部门，并划分了众多报道领域条线等；纵向而言，新闻编辑室内存在层级结构，以及由此衍生的权力关系和控制机制。因此，新闻编辑室虽然能够作为一个组织对外输出共同的诉求，但其内部的不同单元（包括条线、部门、层级等）也拥有相异的绩效目标和运作逻辑。如前文所述，媒体C处在融合转型的关键阶段，传统内容生产部门与新兴的运营中心并存，前者生产的大量内容亟需通过后者管理的社交媒体账号寻找出口。也就是说，媒体C的社媒账号不仅是面向外部公众的可见性生产场域，其产生的可见性红利，如声誉、影响力、绩效等，也成为组织内部不同行动主体争夺与协商的对象。当社交媒体编辑成为这一关键出口的管理者时，他们便被卷入一场关于“可见性利益如何分配”的内部权力博弈中。

　　组织内部的争夺首先体现在“公共可见性”向“个体可见性”的转化上。基于职业声望积累、绩效考核激励以及对自身劳动成果能产生更大影响力的期待，记者对稿件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可见”抱有强烈诉求。这不仅体现为对社交媒体编辑“帮助搬运稿件”的期望，还具体化为对稿件发布位置、发布时效性乃至署名荣誉的高度敏感。与张寅（2020）五年前对小编脸面观研究的经验发现稍有不同，这些年来多数社交媒体平台对推送数量限制都逐步放宽，比如微信公众号平台已经从“每日三推”发展为“无限推”。因此现在的社交媒体编辑通常会答应记者发稿的需求，以“较低的成本”维系基本的合作关系，认为“（矛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管如此，记者对稿件发布效力的高度敏感还是让社交媒体编辑感到压力重重，他们由此发展出了一系列“迂回抑制可见”的灵活策略。比如，当认为记者稿件价值不高或“包装空间”有限时，可以将其置于次要位置，或选择流量较差的时间段发布。为免于扯皮，受访者们还介绍了自己的经验之谈：可以部分同意记者的要求，比如答应对方自己会将这篇稿件放在下一推比较好的位置，实际上位置虽然是好的，但发布时间就不太好。这种角力并非不同组织单元间的互相刁难，更像是一种“无可奈何”：社交媒体编辑有绩效考核任务，运营中心更有部门目标，他们必须在满足个体记者的可见性诉求与维护账号整体的“组织可见性”之间巧妙地维持平衡。负责运营微信公众平台的I9就表示，“即使现在平台允许无限推，记者想要上头条我们还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公司对头条有数据考评，一旦数据低于1万，就算作我们失职，还要扣罚”。

　　社交媒体编辑与记者之间围绕可见性分配的矛盾弥散在日常劳动中，更在评奖评优活动里被激化。也就是说一旦产生可见性成果，其“归属权”就会成为最直接的冲突焦点。依据媒体C现行的绩效制度，社交媒体编辑可以获得记者稿件（即社交媒体编辑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记者原创新闻稿）的爆款奖励，但在更高级别的荣誉分配中社交媒体编辑的贡献往往被边缘化。负责月度总编辑奖和年度爆款内容榜申报工作的组长E5、Q17就经历了一场“署名风波”：

　　去年（2023年）年底单位要做一个巨大的海报，表彰一年内的爆款。我作为组长，就整理了微博组进入热搜的300多条内容，记者稿写上了记者和我们（小编）的名字，但结果领导不同意。领导让我把记者稿爆款中小编的名字删掉。因为想通过展示原创内容的爆款激励记者，以此肯定他们的辛苦采写……但没有我们，这个稿子能上热搜吗？（Q17）

　　在内部评奖评优中，社交媒体编辑希望通过爆款署名来确认自己对实现可见性目标的贡献，却迅速引发了记者对个体劳动可见性被稀释、署名权受侵犯的抗议，而高层也进一步肯定了记者对单篇新闻报道的价值，这导致风波的平息往往以“编辑让步、取消署名”为代价。在反思中，社交媒体编辑开始重新锚定自身价值，同意放弃宣称对爆款文章的“主权”，让渡部分物质或精神激励，并将“把这个账号做大、做好”作为自己可见性劳动的首要目标。

　　当然，社交媒体编辑的可见性劳动还承受着来自媒体管理层与经营部门的压力。一方面，相较于社交媒体编辑对账号运营数据的关注，管理层更多了几分对于机构声誉、行业地位及意识形态安全的考量。这可能导致管理层对某些高流量但不符合机构“专业财经媒体”定位的内容持反对态度，也可能要求社交媒体编辑放下手头的工作，快速响应政策宣传或“正能量”议题的传播需求。另一方面，在媒体转型期，经营团队沿用的仍旧是传统媒体的商业推广模式，与社交媒体编辑在商单可见性目标达成上存在分歧。比如，经营部门倾向于采用易于量化的指标向客户报价，例如视频时长，但短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才有更好的传播效果，单条视频的完播率甚至会影响账号的“权重”，以时长为标准的定价方式就显得不合时宜。有过较长时间自媒体运营经历的V22，认为短视频的包装本应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商单视频的时长和工作量的大小绝对不是直接挂钩的。经营有商单价格表，我们可以参与分成，不可以参与报价的决策，这个单价和我的付出不对等。比如有个商单一分钟都不到，可光是选择音乐我就花了两天的时间，听了上百首歌。

　　社交媒体编辑在实现商单可见性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隐性劳动，在传统经营逻辑下却难以获得价值承认与绩效体现。因此，社交媒体编辑越来越少地将提升商单可见性作为自身的劳动目标，而将其仅仅纳入“配合其他部门完成工作”的范畴。

　　概而言之，社交媒体编辑的工作远不止于对外争夺可见性，他们同时是组织内部可见性利益分配的关键枢纽。这种劳动形态显著区别于阿比丁描绘的以网红为代表且聚焦于“自我呈现”的可见性劳动（Abidin，2016），社交媒体编辑劳动的核心是“代理性呈现”。他们并非为自我声名而战，而是作为受薪的“文化代理人”，服务于组织、内容、记者等“复合他者”。同时，他们的代理性劳动，也与张伊妍等人所讨论的以粉丝或饭圈劳工为代表且基于“情感性奉献”的劳动（Zhang et al.，2023）区别开来。后者的目标高度一致地指向偶像，而社交媒体编辑作为代理人的劳动目标则是多重且内含冲突的，在漫长的劳动过程中，社交媒体编辑必须通过调控个体诉求、衡量编辑部内外的力量流变以及取舍利弊，在公共价值与商业目标、机构品牌与记者个人声誉之间进行持续的动态权衡。正是这种复杂的权衡与博弈，最终引导他们逐步确立并内化了一种以“品牌优先，账号本位”为核心的操作逻辑和价值认同。

　　如前所述，社交媒体编辑在多重、冲突的可见性诉求中，确立了劳动服务的对象。然而，从确立目标到实现可见性效果，还需要一套劳动知识作为管理工具。不同于大众对他们的认知，社交媒体编辑争取可见性的劳动并非仅凭直觉驱使或被动执行，他们实际上主动习得并策略性地运用着以“管理可见性”为核心的知识体系。与记者获取专业知识的途径（白红义，2020）类似，社交媒体编辑也能够在实践中习得劳动知识，而非仅仅是正式教育或先验的理论指导。这种知识大多数情况下具有默会性（tacitness），往往难以被清晰言说，知识的传递却发生在日常劳动的每时每刻。社交媒体编辑在模仿同行、师徒协作、与平台博弈、与用户互动中捕捉社交媒体运营规则和需求，并进一步通过个人或集体对劳动过程的复盘发展出自己的劳动智慧，受访者C3将其概括为：在干中学。

　　社交媒体编辑作为新闻组织处理平台事务的“专员”，他们的劳动过程与平台紧密相关，在访谈中社交媒体编辑对“平台规则”、“算法”的屡屡提及或可成为印证。平台生态中，社交媒体编辑的首要知识是关于如何争夺稀缺资源，也就是“算法可见性”的知识。平台往往以“共创”的姿态邀请媒体入驻，通过发布规则手册、组织培训、召开会议以及建立沟通群组等方式，传达自己的内容偏好、审核标准及运营思路。这类显性的平台规则通常相对明确，若社交媒体编辑能够做好信息检索并保证活动参与，则基本能够适应规则并规避劳动成果受损的风险。对社交媒体编辑而言，更耗费心力的是适应平台的隐性规则。不同于以明文规定或口头承诺呈现的显性规则，社交媒体编辑对隐性规则的适应，往往因平台方在沟通中的语焉不详以及算法的介入而更显复杂。社交媒体编辑需要通过同行交流、选题试错、后台数据观察、试探平台对接人员等方式，来“猜测”平台真实的偏好和不可言说的雷区。例如，小红书官方对优质内容的定义是“符合社区生态”，这使得制作爆款成为“玄学”，为此C3曾特地尝试发布同一则新闻内容的文字稿件和视频稿件，通过观察数据高低来揣摩优质内容的意涵，她在控制变量中“盲猜”影响传播力的因素，测试不同内容形态的“可见性权重”以积累关于该平台爆款公式的默会知识。作为视频稿件二审负责人，令O15更感困惑的不是流量高低，而是违规与否的判定标准：

　　（媒体）自己就有严格的三审流程，按理来说不太会有错误。有一次抖音说画面违规，官方理由是画面的K线图（包括各种股票某一时间单位内的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最低价的图片）出错了。但那条视频根本没有放K线图……所以，平台会轻易判我们违规，但不会说真实的问题在哪里，得自己打探、复查、推测。

　　此外，当对平台知识的学习从“人工干预原因”拓展到“算法控制机制”时，社交媒体编辑还发展出了自己的“算法想象”，以此作为行动依据。尽管受访者认同算法是个“黑箱”，但受访者们却强调在社交媒体编辑中有一些通行的关于平台算法的解释，“大家都是在猜，猜的人多了就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儿”，诸如“首发优先”、“红V账号权重更高”、“微信的贴片广告能增加算法推荐”等共识，构成了他们预测内容可见性的经验模型。有趣的是，社交媒体编辑们在访谈中不乏“平台有自己的流量焦虑和经营压力”、“平台也要面临监管”等表述。由此可见，这套知识的核心在于，将平台理解为一个同样具有“流量焦虑和经营压力”的行动者，把“可见性”视为一种可争夺、可积累的资本，并试图将其转化为账号自身的“算法资本”，即一种被算法系统认可、能可持续获得推荐和曝光的能力。所以，平台知识的本质并不只是被动的规则适应，更是通过对平台意图的情境化理解，主动预测并利用其可见性分配逻辑，在规则的缝隙中为自身账号争夺曝光机会的博弈策略。

　　在社交媒体编辑的劳动知识体系中，对用户的把握是与平台知识相互交织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他们对用户知识的习得和应用，不仅是简单依靠平台数据完成受众分析，还需要与用户展开真实互动，以期将流动的用户转化为稳定的、具有情感连接的“关系资本”。

　　后台统计数据，包括用户画像、阅读/观看时长、互动指标、评论内容等，使社交媒体编辑拥有与用户间“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有机会将算法带来的泛流量，转化为对特定议题、特定风格感兴趣的有效流量。一方面，通过查看用户年龄、性别、地区构成，社交媒体编辑可以反推用户的兴趣点，进而调整选题方向；另一方面，通过观察用户评论中的情绪倾向，社交媒体编辑可以发现用词、信源平衡等内容问题，并挖掘出用户潜在的内容需求，甚至是商机。比如，在2024年下半年，媒体C的社交媒体编辑从用户评论中发现了打造IP的可能，并围绕IP形象制作了一系列股市相关推文的头图：

　　这个IP来自于评论区的一句话：“小编发稿这么勤快，跟生产队的驴似的。”我们就想着能不能以此为灵感，用AI做一些小驴的图片，专门作为股市相关新闻的头图……没想到小驴IP爆火，推文数据猛增，粉丝黏性也更高了。（E5）

　　此外，要进一步挖掘用户知识的可见性经济转化潜能，不能仅凭单向的数据解读，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情感投资”，以此获得有关用户源源不断的新信息，积累关系资本。以媒体C小驴IP的后续维护为例，值班编辑大多会在日常工作之外自发到后台精选小驴IP相关评论，而图片编辑G7作为小驴IP相关头图的制作者，则“几乎每天都去看微信评论区”，将用户反馈视作创作起点：

　　刚开始小驴穿的是黑色格子衬衫，有很多用户评论说红色寓意着“牛市”，我就把驴的衣服改成了红色卫衣……后来又有评论说股市里有“关灯吃面”的梗，我就去学习，然后制图……用户觉得我关注到了他们的需求。

　　类似的关系劳动实践在媒体C的运营中心普遍存在着，比如积极回复评论区的用户留言、设立用户投票活动、建立读者群等等。这种互动超越了提升单条内容数据表现的短期目的，其长期目标是将用户对内容的短暂兴趣，凝聚并转化为账号独有的、可产生持续商业价值的“可见性资产”。如此一来，即使平台算法波动导致流量下滑，被这种情感纽带连接的忠实用户依然会主动搜索、消费和传播账号内容，从而帮助账号提升“可见性”。

　　新闻专业化作为新闻业历久弥新的话题，被用于强调从业者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陆晔，潘忠党，2002），并维系着行业的正当性与权威。但是，在相关讨论中社交媒体编辑几乎是隐身的，即使出现往往也会遭到轻视，似乎他们被排除在专业新闻之外。受访者L12就分享了令自己颇为不忿的经历：

　　我在公司电梯里碰到了两个记者，熟人向旁边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记者介绍我，说我之前也是记者，现在转走了。那位老记者得知我在运营中心，就看着我略带鄙夷地说：“你怎么沦落到当小编了啊？”

　　L12认为社交媒体编辑似乎被等同于欠缺新闻专业训练或没有新闻理想，“但我不就是从记者转过来的吗？换个岗位我就不是我了吗？”虽然“被等同”可能源于“标题党”、“内容纰漏”等社交媒体编辑自己劳动中出现的问题，但更为关键的原因似乎是外界的“偏见”，社交媒体编辑的工作难度、任务量或者说专业性被大大低估了。事实上，社交媒体编辑可见性劳动的开展既基于媒体机构的组织架构，又深受新闻专业化理念的推动与约束。也就是说，组织规范和专业素养这两个维度都作为社交媒体编辑习得的专业知识，参与到其劳动知识体系的构建中。

　　首先，以内容审查、职能分工为代表的组织规范，其作用是为内容生产划定安全边界，其核心目标是规避“负面可见性”。在媒体C中，社交媒体编辑所属的运营中心，被认为承担着“管理机构原创内容出口”的责任，社交媒体编辑在劳动中需要学习如何更好地实现内容分发，可以二次加工传统采编环节生产的内容，使其更符合平台传播规律和用户喜好，而不能逾矩：

　　之前有一个小编自己去找了某企业工作人员并对其进行采访，然后用这个信息直接编辑公众号稿件。后来发现新闻有误，领导往下查才知道信息不是记者采访的，于是批评了流程不规范的问题……其实了解自己的职能应该是做小编的必修课，对于大的媒体机构来说，运营中心做运营中心的事情，新闻中心做新闻中心的事情，这样才效率最高也最安全…… （J10）

　　这种由媒体组织教授的劳动知识，让社交媒体编辑抱有对风险的敬畏，使得账号在追求流量的同时，不会因突破底线而导致组织品牌价值折损。然而，仅仅停留在安全区内是不够的，以新闻价值、公共关怀为代表的职业伦理，则为编辑提供了校准方向的价值罗盘。例如，尽管媒体C涉及女性权益的选题“数据都不好”，但视频组的V22仍坚持制作，因为“不想让一个官方的媒体、权威的媒体，因为男性居多的用户画像，就完全不做女性议题”。她将“让所有人看到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视作掌握传播渠道的意义。

　　从访谈中可以窥见，放弃高流量的娱乐内容，是为了巩固专业财经媒体的品牌定位；而坚持数据表现不佳的女性议题，则是着眼于长期的“公共价值可见性”的策略性投资。在阿比丁（Abidin，2016）的研究中，个体网红通过模仿成功案例、试错等方式，积累关于平台算法的默会知识，其核心是“投喂算法”；张伊妍等人（Zhang et al.，2023）所关注的粉丝群体，则通过集体协作、分享“攻略”，发展出对抗或利用算法的集体智慧。与他们不同，社交媒体编辑需要进行劳动知识的整合：不仅要理解平台和用户，更要将新闻专业规范、组织规范等内化为行动准则。他们需要在算法的诱惑、用户的期待与组织的使命之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点，从而将每一次内容发布，都转化为对“组织可见性”的有效积累。不过，当劳动知识被付诸实践后，如何衡量这些劳动成果的真实价值仍然是一个亟待探讨的新议题。

　　在以“品牌本位、账号优先”为目标的劳动实践中，社交媒体编辑通过不断习得和运用劳动知识，将主导性机构的激励或目标嵌入自己的工作（Caplan & Boyd，2018），力求赢得可见性的争夺赛。不过，社交媒体编辑们争取组织可见的劳动属于集体劳动，他们需要在彼此配合中接力实现目标，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同时，组织“被看见”也不意味着抵达了劳动的终点，而是开启了一个充满张力的、需要不断权衡利弊的过程。因此，社交媒体编辑对可见性的评估需要回应三重张力，即自己与他人轮岗时间段的可见性差异、“被看见”的赋权/监控后果以及作为评价标准的数字指标与“再造”意义。

　　对于主播等可见性劳动者而言，可见性常与个人声誉紧密相关（Tran，2024）。在新闻从业者的队列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记者通过署名权确认劳动归属，期待能够凭借优秀作品彰显专业价值、积累声誉资本，不断延伸自己的“成名想象”（陆晔，潘忠党，2002）。然而，当我们聚焦社交媒体编辑的劳动时，这条路径似乎遭遇了结构性的阻断：社交媒体编辑群体中盛行匿名文化，且他们通常被组织荣誉体系边缘化，缺乏数据之外的组织考评标准；社交媒体编辑个人具体的劳动内容，包括原创/转载/聚合/策展稿件、与用户互动、跨部门沟通等，都被整合进账号的整体表现之中，个体的贡献较难被清晰辨认与剥离。一如受访者L12的困惑，“只知道有名记者，那名小编是有可能的吗？”社交媒体编辑作为新闻业中关键的可见性劳动者，其本人及劳动过程却被“不可见性”所笼罩，这种个体的“不可见性”并不只是孤立的内部管理问题，还会引发“组织可见性”的集体生产困境。具体而言，组织的可见性目标无法搭上个体成名之路的便车，转而需要高度依赖集体协作的完成度。然而，一个由匿名、轮班的个体组成的松散集体，如何才能生产出稳定、统一的品牌形象？因此，对组织可见性的评估，可能还涉及社交媒体编辑对协作完成度的评价。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个体贡献的“不可见”切切实实削弱了维护长期“组织可见性”的集体动力。大多数社交媒体编辑认为现行绩效及评奖评优制度存在漏洞，“数据说话”、“爆款奖励”等评价标准看似清晰、可量化，实际上只考虑到了流量一个指标，难以真正衡量社交媒体编辑的劳动价值。处理过大量部门内部矛盾的I9表示，流量指标是可以制造出来的，有的社交媒体编辑会“用标题党来充数”；同时社交媒体编辑的诸多劳动内容并不能由单条推文的数据来反映，比如放出评论区留言的积极度等。鉴于此，社交媒体编辑在劳动中选择投机取巧或深度打磨所收获的回报别无二致，“不平衡、不公平感”逐日累积，为组织争取品牌可见性的动力则逐日消减，因此他们可能会转而追求短期的、可被即时量化的“数据可见”。即使部分社交媒体编辑仍然存有较高的劳动热情，他们优化工作流程或拓展职能边界的建议，也很难在集体层面上落实。已经离职的A1就细数了自己曾遇到的阻力：

　　做版面（媒体C客户端）的时候，可以看到单位的稿件库，也会接触很多其他媒体的稿件，就建议大家可以顺手把好的选题发到小编群里，一个标题都可以，这样在微信公众号那边值班的同学，能抓住更多热点……这明明是有益的，但有的同事说不符合他工作的习惯，有的同事则说增加了工作量……

　　在A1看来，新媒体运营中的品牌维系很重要，但媒体机构的账号是“许多人打造一个IP”，采用轮班制的社交媒体编辑会在各自的值班时间内独立决策，因此轮班协作的失序就会导致“组织可见性”的碎片化呈现。具体而言，有的社交媒体编辑习惯发布娱乐化内容吸引用户眼球，这种操作不仅可能“吸干”短期流量，影响接班编辑发布专业财经内容的可见性，还会使得账号内容风格剧烈摇摆，粉丝画像的构成变得更加复杂。

　　由此可见，个体贡献变得不可见，不仅会削弱正向激励、阻碍专业发展路径的想象，也使得评估组织可见性，需要从对个人劳动成效的衡量转向对团队协作顺畅与否的判断。正如受访者所总结的，社交媒体编辑“很容易达到60分”，但由于缺少统一的劳动执行标准，可能“（账号）某个时间段曝光度高，另一个时间段曝光度就低了”。

　　通过社交媒体编辑集体劳动实现的可见性，无疑为媒体组织带来了一定赋权，比如机构知名度提高、得到平台资源倾斜等。最终收获的用户注意力，还会进一步转化为组织的经济收益甚至是社会资本，比如商单数量提高、广告单价上涨、官方合作增加等。但“被看见”还意味着多元主体的凝视，乃至潜在的监控风险。公众就是多元主体的一员，受访者们普遍反映自己正面临公众日益严苛的目光和愈发即时的意见反馈，他们发现“任何一点瑕疵都可能被放大”，而“用户负面情绪的传染力特别强，评论区的风向瞬息万变”。I9分享了自己的观察：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做新闻的影响力和网端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东西（稿件）传播很快且范围广，我们对安全问题已经是谨慎再谨慎……但很多东西就是不可控的。之前有一篇推文提到某企业家自称产品“遥遥领先”，这违反了广告法。起初用户在批评这家企业宣传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回事风向突然就变了。用户发现我们媒体的名字里也有类似的词语，开始抨击我们，他们说你凭什么叫这个名字，你的宣传也大有问题。这个舆情谁能想到？

　　这种“永远在线、即时评判”的公众监督，使得编辑在追求“爆款”的同时，也对潜在的舆论反噬保持高度警惕，“生怕一句话说错就引发网暴”。此外，高可见性还意味着媒体机构将被暴露在更广泛的权力监管之下，并直面“惩罚”（Brighenti，2007）的可能。在访谈中，受访者们表示“撤稿”、“被投诉”以及相关负责人“写检讨”、“被约谈”都较为常见。

　　其实社交媒体编辑劳动中出现的双重后果，恰恰呼应了“可见性”概念对于“按照自己意愿被看见”（Dayan，2013）的强调。在赋权诱惑与监控风险并存的复杂情况下，社交媒体编辑被看见的“意愿”是怎样的？这或许可以从他们评估可见性劳动实际效果的标准入手探讨。访谈情况表明，社交媒体编辑的可见性评估，不仅基于多重量化指标，还能够超越数据，通过劳动意义再造来实现。

　　新媒介生态使得编辑室内能够依赖可量化的指标对可见性劳动的成效进行评估：其一是平台提供的阅读量（或播放量）、点赞/在看数、评论量、转发量、粉丝增长数、用户互动率等数据；其二则是由主管部门或第三方机构发布的各类榜单排名。这套由指标构成的可见性评估体系，不仅转化为媒体机构进行内部管理的依据、参与外部竞争的“面子”，还进一步在具体实践中塑造了社交媒体编辑的劳动节奏和劳动体验，成为一股强大的规训力量。

　　在组织层面，媒体C对社交媒体编辑个人的绩效评估由且仅由“爆款”数量决定，比如一条微信公众号10w+推文奖励50元，一条1000w+短视频奖励100元等。后台数据实时更新的特质，更使得社交媒体编辑们不得不对其展开持续追踪和解读。此外，置身于集体可见性劳动中，社交媒体编辑个体间的比较——无论是自发的还是被动的——都因直观的数据而变得无可回避且格外清晰。因此，当未能成功打造出“爆款”内容时，他们普遍会感到焦虑、自我怀疑乃至内疚，这种源于绩效比较的情感压力，其强度有时甚至超过了对实际物质奖励的关注程度。伴随对数据的日益关注，部分社交媒体编辑还需额外承担数据整理工作，包括统计自己和竞媒的爆款数量、对比同题材内容的阅读量等，他们需要将每周的工作数量和质量制成表格上报。在运营中心的月度工作会议上，每位上台汇报的社交媒体编辑也需要“用数据说话”，甚至频频出现“同比增长”、“首次突破”、“峰值”、“有所回落”等线A）。在关联数据表现与可见性效果时，某些指标还被赋予了特殊意义。例如，“增粉量最有实用价值”、“在看量反映对媒体的认同，而点赞量反映对报道本身的认同”等。

　　与此同时，各类榜单，特别是具有官方背景的管理部门的“榜单”，成为组织高层尤为关注的“风向标”。这些榜单排名不仅关乎机构的“面子”，在社交媒体编辑看来，它们或许还会成为未来政策倾斜及各类资源分配的参考。但是，所有的榜单都不会公开各项指标的权重，“如同另一个算法黑箱”。为了保住榜单排名位次，社交媒体编辑不仅通过控制变量构建自己的经验模型，如在阅读量相近的情况下，根据排名总结评论量和转发量哪个更重要；还请教具有数理背景的朋友，试图破译榜单的计算公式。不过被指标笼罩得愈久，将可见性等同于流量、数据，社交媒体编辑愈发感到竞争变得激烈且无序，部分媒体开始“无底线地卷数量”，在此背景下，图文组组长E5认为带领团队主动离开恶性竞争势在必行：

　　一个月发800条，内容越发越短，虽然能提升榜单排名，但对媒体的影响力没有太大的帮助，还降低账号的品相……现在自己打开手机看到一溜几乎一样的内容，就会想，媒体需要都报道一样的内容吗？作为专业媒体真正精华的内容不就被冲淡了？

　　由此可见，尽管量化指标构成了评估可见性的首要标准，但社交媒体编辑并非机械、被动的接受者。面对指标带来的目标错乱与劳动倦怠，他们在劳动实践中开始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求超越数字逻辑的价值锚点，以此再造劳动的意义，并对可见性效果进行更全面的评估。其中，与用户的情感互动以及内容本身对公众的价值就是一个关键维度。相较于表面的互动数据，如点赞数、评论数，社交媒体编辑们更加珍视评论区中的真诚感谢、建设性批评或真实感悟。当发现内容能够满足用户信息需求、引发有价值的公共讨论、提供情感支持时，社交媒体编辑就能对自己的劳动价值进行确认。

　　专业共同体的认可则是另一个关键的可见性效果评估维度。这种认可部分发生在口头交谈中，比如当媒体C创作小驴IP后，首先做出反应的并不是组织内部的高层领导，而是竞媒的同行，“当好多其他媒体的小编在微信上问这个IP的由来和运营思路，就知道我们这一步走对了”（E5）。此外，这种认可还发生在秘而不宣的转载甚至抄袭中。社交媒体编辑制作新媒体平台短视频，虽然不需要实地拍摄，但搜集素材往往耗时耗力，不少媒体的社交媒体编辑就会选择录屏其他媒体的内容成果，通过裁剪去除水印，“重新包装”为本媒体的新闻。虽然被抄袭会影响原创内容数据表现，但媒体C的社交媒体编辑有时觉得既愤怒又高兴，因为“被搬运至少是对自己视频剪辑和热点把控能力的认可”。

　　个体网红的价值感源于清晰的量化回报（Abidin，2016），粉丝的价值感来自集体情感共鸣（Zhang et al.，2023）。然而，社交媒体编辑作为“组织人”，其劳动成果无法简单地归于个人；作为“专业人”，他们又渴望超越数据，寻求符合新闻理想的价值认同。他们的“意义再造”过程，说明“可见性”本身是分层的，它不仅包括由算法定义、以流量为核心的表层可见性，更包含以品牌价值为核心的深层可见性，社交媒体编辑们通过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强调和实践后一种可见性的标准，试图从单一的数据逻辑中获得策略性自主。

　　技术迭代加速推进，平台逻辑持续渗透，公众注意力被前所未有地稀释和争夺。昔日拥有议程设置“特权”的新闻机构，在让新闻被看见的同时，今天它们似乎更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自己被看见？社交媒体编辑作为新闻机构争夺注意力的关键角色，长期以来却处于一种专业价值被低估、劳动过程被模糊的状态。本研究引入并拓展克里斯托·阿比丁的“可见性劳动”概念，用以定位社交媒体编辑以管理可见为目标的劳动形态。同时，本文将国内头部财经媒体C作为研究开展的田野，结合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获取的经验材料，尝试从劳动服务对象、劳动知识的习得以及劳动效果的评估三个维度，具体解读社交媒体编辑的劳动过程，在“新闻编辑室-平台-用户”的关系中为其定位。

　　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编辑所从事的可见性劳动，并非简单的内容搬运或技术执行。他们在平台逻辑、组织内部多元诉求以及专业规范之间周旋，管理和分配“可见性”这一稀缺资源。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逐渐摸索并确立了一种以“品牌优先，账号本位”为核心的劳动逻辑。这套逻辑的运转，依赖于社交媒体编辑们在机构的品牌声誉、公共价值、商业效益等多重且时常冲突的目标中周旋、协商，并且系统性地习得平台、用户、专业等维度的可见性知识，展开多维度的可见效果评估，最终推动集体的可见性劳动实践不断发展。

　　回溯既有讨论，本研究所关注的社交媒体编辑案例拓展了可见性劳动概念的阐释范围，将“可见性劳动”的分析从个体（Abidin，2016）与趣缘社群（Zhang et al.，2023），拓展至更为复杂的组织化场域，或许可以被识别为一种组织性的“可见性劳动”。具体而言，这种劳动形态区的核心不再是“自我呈现”或“情感奉献”，而是以一种服务于“复合他者”的“代理性呈现”方式展开。这种代理性质决定了其劳动目标具有多重性与内在冲突性，迫使劳动者在平台、组织、专业等多重制度逻辑中进行持续的动态权衡。这一过程进一步催生了独特的“整合性知识实践”，即融合平台、用户与专业知识以服务于组织的“品牌可见性”。最终，这种代理人身份、集体匿名的劳动特征与复杂的劳动知识体系，共同塑造了劳动者独特的价值确认困境，使得社交媒体编辑必须在数据规训之外，通过对非量化事件的意义再造来寻求专业认同。也就是说，本研究不仅为理解平台时代的新闻业转型提供了案例，还通过丰富可见性劳动的类型，为数字劳动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组织性、代理性劳动的理论透镜。

　　面对传统传播渠道日渐式微与新媒体渠道蓬勃发展的现实，无论媒体组织内外，社交媒体编辑的存在都将变得更加常态化，相关学界与业界的探讨也应持续进行。从这个角度来说，本研究可拓展之处有三：其一，本研究对社交媒体编辑的运营经验做了整体考察，已发现平台在社交媒体编辑劳动过程的各个阶段都“若隐若现”，未来可以进一步聚焦社交媒体编辑与平台之间的互动。其二，本研究基于头部财经媒体的田野而展开，传统专业媒体的属性决定媒体C对专业性或品牌形象有较高要求，同时也严格执行“采编经营分离”的原则，运营中心不设置经营指标。但媒体之间同样存在差异，未来可以比较不同类型媒体，如中央媒体、地方媒体、数字原生媒体等，揭示他们社交媒体编辑的可见性劳动过程如何展开。其三，本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编辑处于一个高强度、数据驱动、低外界认可的劳动模式中，承担了大量的情感与关系劳动。因此，未来深入微观个体劳动体验，探讨作为劳动者的社交媒体编辑如何被制造劳动同意，应能丰富我们对于数字劳动和此类劳动者的理解。

　　在平台化浪潮奔涌不息的今天，社交媒体编辑已经成为媒体组织中不可或缺的界面行动者，他们日复一日“不可见”地劳动，既关乎单个媒体机构的存续，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数字公共领域的信息生态。进而言之，今天社交媒体编辑在可见性劳动中的困境与坚守，不仅是新闻业在转型阵痛期的投射，或许也预示着未来传播格局的走向，因而值得细细拆解。回到田野，有受访者曾发出这样的喟叹，“现在已经停不下来，每天就像一个螺丝钉，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思考、去研究。很想知道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小编会不会变得更好？怎样才会有良性的发展？”（G7）有关“更好”的确切答案或许还在路上，但更多外部视角与在地观察的尽快入场都尤为必要。相信他们的故事，还远未结束。

　　（姚舟怡 白红义：《管理可见性：社交媒体编辑的劳动过程研究》，2025年第1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